丁宝桢
清朝大臣。字稚璜。贵州平远(今织金)人。咸丰进士。1854年至1856年间,在平远、平越等地参与镇压教军和苗民起义。1860年授湖南岳州府知府,后调长沙府。1863年授山东按察使,次年迁布政使。1867年升任山东巡抚,镇压捻军。以诛慈禧太后宠信太监安得海,有名于时。1871年在郓城、荷泽等地修筑黄河大堤,力堵河决。1875年在济南建立山东机器局。次年升任四川总督,整理吏治,改革都江堰水利,又创办四川机器局。1885年英国侵占缅甸和向我国云南扩张势力时,曾筹划西南边防。光绪十一年卒。谥文诚。辑有《丁文诚公奏稿》26卷。

贵州初起

丁宝桢,咸丰三年(1853年)中进士,初任翰林院庶吉士。 不久后,因母亲去世返乡丁忧,恰逢遵义的杨隆喜造反,丁宝桢倾尽家财招募了八百壮士保卫家乡。咸丰六年(1856年),丁忧期满,恰逢苗民教匪叛乱,叛军蜂拥而起。时任贵州巡抚蒋霨远上奏朝廷,申请让丁宝桢部留在平乱军中,皇帝同意并特别下令授予丁宝桢编修一职。此后,丁宝桢增加在民间的招募,士兵总数达到四千人,并先后收复平越、独山等诸多城池。

咸丰十年(1860年),丁宝桢任岳州知府后,遣散了之前招募的军队。但由于亏欠的饷银非常多,丁宝桢把五百两银子放在桌案上,对大家说:我和各位在一起共事很久了,现在府库的钱粮短缺,你们空着手回家,怎么办?大家流着泪说:您不惜捐献所有家产,解救国难,我们还怎么敢有另外的要求?于是纷纷离开。丁宝桢成功化解了无饷可发的危机。同治元年(1862年),任长沙知府。

治理山东

同治二年(1863年),丁宝桢升任山东按察使。 当时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在鲁、豫两地统帅军队作战,僧格林沁自觉地位高贵,十分倨傲,见省级以下官员不设座位,丁宝桢投递名帖求见,说低级武官丁某投书王爷,给予座位就觐见,不给座位就不见,身边的侍从人员都大惊失色,僧格林沁佩服他的强硬不屈,为丁宝桢改变仪容礼敬有加。山东巡抚阎敬铭听说这件事后,大为称奇,丁宝桢到任的那一天,亲自在郊外迎接,从此无论大小事务,都先咨询丁宝桢之后才实行。僧格林沁命令丁宝桢平叛河北的农民起义首领宋景诗发起的叛乱。不久丁宝桢因擅自招抚降兵被弹劾,部议降三级处理。

同治三年(1864年),丁宝桢升任山东布政使。同治四年(1865年)僧格林沁战死于曹州,丁宝桢被弹劾协战不力,恩降四品顶戴留任。同治五年(1866年),给事中孙楫、御史朱镇又搜集罗织了其他的罪名来弹劾他,此事转呈到曾国藩手中,曾国藩向皇帝禀告说丁宝桢无罪。山东巡抚阎敬铭向来欣赏丁宝桢的才能,到这时就请求退休,举荐丁宝桢来代替自己,于是朝廷就任命他做山东巡抚。当时捻军的部队直逼边防海岸线,李鸿章建议朝廷在胶莱河修筑防御工事,丁宝桢也参与其中。

同治六年(1867年),东路捻军逃到潍河,东路军副将王心安刚刚筑成营垒,但是堤墙尚未完成,捻军长驱直入渡过了潍河,丁宝桢将这件事禀告给皇帝。皇帝大怒,将皇帝下令将副将王心安斩首,丁宝桢上书直言辩驳,皇帝就宽宥了王心安而斥责李鸿章,丁宝桢又屡次上书揭发,皇帝于是越发斥责李鸿章为人刻薄善妒、放纵寇敌。

同治七年(1868年),西路捻军奔赴定州,京畿附近大为震动。丁宝桢听到军情示警,立即快马奔驰到东昌,率领一千骑兵,三千精锐步兵,带着五天粮食,日夜兼程,援助北方,捻军于是向南溃逃。这场战役,朝廷派遣禁军到京城外防备捻军,统领士兵的各位将领都受到责备,而皇上只因为丁宝桢这一支军队突然出现在敌人之前,转战雄雄、任、深、祁、高、肃各州间,收复饶阳,功劳最大,多次降下圣旨褒扬嘉奖,加太子太保衔。

诛安德海

宦官安德海先后侍奉咸丰帝和慈禧太后多年,咸丰帝死后成为慈禧太后心腹,颇受宠信。同治八年(1869年),安德海违反祖制、擅出宫禁,在未携带任何公文的情况下出宫游玩并借机敛财。八月二日,安德海至泰安境内,丁宝桢派骑兵将其逮捕,随后押往济南。丁宝桢早就对安德海的仗势骄横非常愤慨,立即密奏朝廷,痛斥安德海种种不法行径。八月六日,得旨,安德海就地正法。八月七日,丁宝桢诛安德海于山东济南。此举使得朝野上下人心大快。

总督四川

光绪二年(1876年),丁宝桢受到光绪帝的接见,被授头品顶戴、太子少保,兼兵部尚书、都察院右都御史衔,代替吴棠署理四川总督一职。成都将军恒训再次核查堤防工程,又挑剔指摘到盐运祸害商贾民众,流弊很大,拒绝责难,进行争辩。皇帝担心丁宝桢被流言困惑,亲自下令告诉丁宝桢不要改变当初的想法。不久就正式授予他实职,丁宝桢也更加的自我勉励,更加注重储存粮食,严厉进行督责搜捕。

丁宝桢刚刚到任履职时,城内每月都有盗窃抢劫的案件,到他上任后几乎把匪徒诛杀干净,宣称为路不拾遗。当时四川吏治腐败、财政赤字巨大,慈禧特为丁宝桢写了一幅字《国之宝桢》,足见朝廷对丁宝桢寄予了厚望。督川十年,他体恤民情,实心办事,深受民众爱戴。在此期间他编纂的《四川盐法志》,既总结了四川盐井生产技术,又有大量精美的木刻插图。

人物逝世

光绪十二年(1886年),丁宝桢在四川总督任上去世,享年66岁。由于朝廷发放的俸禄被多数用于救济贫困百姓,这位封疆大吏病危时竟然债台高筑。身边的随从随员们聚集在一起拿出钱帮助办理丧事,扶柩回乡才能够成行。

丁宝桢死后,山东父老联名具奏朝廷,请求将他的灵柩运回山东安葬。朝廷下旨:“准葬山东,予山东、四川、贵州建祠。”并追赠其太子太保,谥号文诚。其子丁体常等遵从父亲之遗命,为了不扰民,由水路扶丧。次年秋,灵柩回归济南。士绅百姓“郊野祭吊,军民悼哭”。光绪十三年(1887年)九月二十五日,丁宝桢安葬于历城的丁家林地元配谌夫人墓的东侧(现济南历城区全福立交桥东)。

办机器局

丁宝桢生活在中国历史发生大变局的时代,面对外面“船坚炮利”的现实,丁宝桢致力于“求富自强”的洋务运动。他以开放的眼光看待世界形势,痛斥“墨守纲常”的人。认为中国要自强,必须学习西方,“精求武备”,“仿照外洋枪炮之巧如法制造”,这样才能“弃我之短,夺彼之长”。

光绪元年(1875年),丁宝桢以靖海安边为名,上奏清政府批准,在济南北郊新城择地300亩,建山东机器局,引进国外机器设备,制造火药、马梯尼洋枪,成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典范。

次年丁宝桢升任四川总督,又借鉴山东机器局的经验,创办了四川近代第一座机器制造工厂——四川机器局。山东、四川机器局的创办,成为两省近代工业的开端。

水利治理

同治十年(1871年),黄河在山东郓城决口。丁宝桢亲赴工地,指挥抢险。两个月的时间里,丁宝桢与役夫同甘共苦,于二月二十四日工竣合龙,堵住了决口。同治十二年(1873年),黄河再次遭遇大决口,丁宝桢又一次挺身而出,军民同心,历时半年筑起了高十四尺、宽三十尺、厚百尺的障东堤。 二百五十里的障东堤修好后,近百年来黄河此地不再决口,保证了方圆几百里村庄的安全。

光绪三年(1877年),他组织了大修都江堰的工程。丁宝桢注重调研,他与时任灌县知县陆葆德往返勘工十二次后,得出结论:都江堰用竹笼堤岁修累甚,拟修建成永久性的防洪堤。丁宝桢将都江堰分水鱼嘴、内江仰天窝鱼嘴、蒲柏河鱼嘴和人字堤全部改用条石修砌。条石之间用铁锭互相闩住,并用桐油、石灰、糯米汁嵌缝。同时,还石砌堤岸一万二千余丈,修建白马槽、平水槽等导水、泻水工程,疏淘内、外江干流及江安河入口段等被淤塞河道,挖河方四十多万方,有效预防决堤险情的发生。

创办书院

丁宝桢在文化建设同样颇有作为。

同治八年(1869年),山东巡抚丁宝桢创办尚志书院,俗称尚志堂。就学者除学习儒学外,还学习天文、地理、算术。该堂曾刊刻的书籍,称尚志堂版,在国内享有盛誉。至今,在趵突泉公园,尚志堂建筑仍存。同期,丁宝桢还创办了近代山东最早的官书局——山东书局。该局最著名的刻本《十三经读本》则是由丁宝桢亲自参与校勘的。

另外值得一提的是,清末济南学者马国翰生前曾编辑完成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,该书辑佚书594种,为辑书史上的空前巨著。但因马国翰去世未能刊行。同治九年(1870年),在丁宝桢协助下,泺源书院从马国翰亲属处借出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的书板,整理后分订一百册印刷行世。为后世学术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。

用人良策

丁宝桢的政绩,很大程度得力于用人,他提拔官员看重德才兼备。他在实践中深刻体会到:“上谕为政,首在得人”,只有“重用德才兼备之人”,才能把事情办好,所以,“深维求治,以任贤为急”。他用人的标准,一是“居心行事”;二是“苟异于人”。也就是说,要用有事业心而且确有奇才的人,而不是“只会做官不会做事”的“阿混”。对人才的考察,必须“察其言,观其行”而后“知其人”。每到一处,便悉心查访,但遇心术正大、才识卓越、能办实事的人,便极力保举、提拔。他发现丁彦臣是一个“才识开拓、器向宏深,明干笃实”的人,便保举他治理山东河道。办洋务,保举了一批“博求通识之士”,如薛福成、张荫桓等。在抵抗外来侵略中有功的长庚、鲍超等,都是丁宝桢一手提拔起来的。